| 12月15日，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就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作出裁定，其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及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成立。这本是一场依法针对“港独”分子的正常审判，然而判决一出，英美欧等迅速以“新闻自由”“司法独立”等框架强势定调，国际舆论场随即进入同频共振。
对香港而言，这不仅是对个别“乱港关键节点”的依法处置，更值得我们反思一个更结构性的问题：境外势力对香港的介入，并非依赖单一人物或单次事件，而是长期经营、分层布设的系统工程 在展开正文之前，我想先和大家聊聊我观察到的两个现象： 第一，中国是比较少见的那类国家：靠武装斗争摆脱了殖民与半殖民的直接统治。与之形成对照的是，很多独立后的国家或地区，和昔日殖民宗主国之间多少仍保持着某种暧昧关系。第二，我们对“殖民”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：从过去主要盯着“殖民地政府”这种传统形态，逐步转向对“后殖民”结构与机制的认识。尤其在修例风波之后，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晰，也更让人警醒。 前者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殖民地与殖民历史的整体立场；后者则让人们基于近些年现实经验推动下获得了更深刻认知。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讨论的，就是第二点：香港回归之后，在美西方并不具备行政管辖权的前提下，究竟是如何仍然能够对香港进行渗透与施加影响的。 本篇文章真正要论述的核心在于：美西方对香港的介入，绝不只是政治对抗，更是一套“后殖民”知识秩序的延伸。围绕香港的博弈从来不止于街头动员与选举政治，更是一场法律—话语—知识—文化冷战的装置化竞争。拔掉一个节点不难，难的是识别装置、拆解装置，并重塑香港的合法性叙事与主体认同。 一、法律装置：域外法+“条约幽灵” 早在1992年，美国就出台了《美国—香港政策法》，把香港置入美国国内法的“差别对待、条件评估”体系。与此同时，该法及其后续配套文件经常援引《中英联合声明》，将其作为美国据以评估香港地位与政策走向的重要抓手。英国则长期发布“半年报告”，以“监督联合声明落实”为名持续输出对港评判。
美英持续发布文件干涉香港社会治理 这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简单的“关切”，而是把香港社会治理搬进外部法庭。通过为谁来定义“高度自治”、谁来解释“权力边界”、谁来决定“该不该制裁”，预先写好域外法律与议程接口，让香港本地公共讨论长期以来必须被迫先回答“外部法庭怎么看”。英美等国就这样，实现将原本被外置的欧美裁判权反向内化，使评价体系发生殖民化。 表面看是“第三方评估”，实质却是拿一套西方预设的尺子，把原本复杂的治理过程压缩成便于传播的分数和标签；再借助“媒体—智库—政策”的链条反复滚动、层层放大，最后把讨论从“事实与程序”悄悄导向“你今天拿了几分”。一旦你被迫拿着对方的评分表去证明自己做得“还行”，其实就已经被它牵着鼻子走了。 这里要点破一句：外部真正想保留的，是随时“开庭”的权力。这是区别于直接殖民的一种认知殖民权力。应对之道不在于跟着辩解，而在于把主权—司法程序—证据规则讲清楚，并让公众看见：很多争议并非围绕事实，而是围绕“谁有资格裁判”。 二、话语装置：把政治对抗翻译成“普世价值”叙事 所以我们看到，围绕这次对黎智英的判决，欧盟、G7等组织基于“新闻自由、人权、自治受损”的框架快速开始合唱，要求释放当事人。 这是一条成熟的“普世叙事管道”：把具体案件从证据与程序层面抽离出来，改写成“自由 vs 压迫”的道德二元；把一切反驳提前降格为“政治宣传”。它不是一种简单“指责”，而是规定你必须怎么被理解：你谈主权与安全，他回“普世价值”；你谈司法程序，他回“政治审判”；你谈社会秩序，他回“威权扩张”。一旦语法被锁死，你越辩越像在给对方的框架写注释，永远跳不出赛场。一旦语法被锁死，你再谈主权、安全与法治，都像在对方设定的题面里答题，然后天然吃亏。 我们可以看到眼下东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“话语权争夺战”。从判决后的国际声援潮，到长期围绕香港议题的组织化传播，都在强化一种情绪叙事：香港需要“外部拯救”。同时，香港特区政府发布新闻公报强调依法审判、反对外部干预，说明这场冲突本质上也是“解释权之争”。
话语权一旦旁落，最大的风险之一在于心理结构劣等化。心理结构劣等化不仅仅是一句“自恨”，而是一套系统性工程：不断重复“你不自由—你没希望—只有外部能救你”，再用外部裁判与评价体系来反复“确认”。 久而久之，接受这套逻辑的人会形成心理惯性：对外部裁判更敏感、对本土叙事更不信、更容易对“被代表/被拯救”的话语形成共振。话语权力的争夺和使用，同样属于一种认知殖民权力。可以说最隐蔽的殖民，从来不是占领土地，而是占领“自我理解”。这类话语战的要害不是“骂得凶”，而是概念占领。 所以针对这种新殖民体系，我们必须一方面把讨论拉回“程序与证据”，另一方面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讲清楚，中国的国家安全立法与司法审判如何运作、边界在哪里、程序如何保障，从而把“道德高地”从单行道，变成双向讨论。 三、知识装置：学术与指标的“去政治化进程的政治化” “最省成本的介入，不是上街，而是先把上街写进论文。” 在学术层面，AER: Insights（美国经济学会）2021年论文研究香港抗议的“持续参与”，明确写道：研究者通过“随机、间接激励”方式鼓励香港大学生参与一次“反威权抗议”，并在群体层面随机调整处理强度，用以识别社会网络作用。
这正是“去政治化进程的政治化”的典型路径：议题选择把政治行动改写成“可研究的参与行为”；测量框架把动员拆成可复制的技术参数；传播链条把论文结果输送进媒体—智库—政策系统，成为可调用的“证据弹药”。它不必公开喊口号，只需持续生产一套“看似中立、便于引用”的知识材料，就能反哺前述评价体系与话语装置。 为了应对这种体系，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情绪批判，而需要通过透明的研究、数据与资助披露；配合上伦理审查、涉敏研究的边界与安全评估；并补齐我们自己的指标体系与叙事能力，使之制度化，形成系统化应对。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这种系统化应对，香港永远只能在别人的研究框架里被解释、被打分、被动员。 我们要知道，在此类问题中，学术权力是最顶级、最隐蔽、最可持续生产、也最难应对的权力之一。“当动员被转译成学术，最危险的就不是结论对不对，而是解释权从谁手里滑走。” 四、文化冷战装置：NGO化、机构化的长期经营 冷战时期，美国常以“委员会/基金会/广播”等相对“非政府化”的形式，推进对外宣传与影响项目。以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（自由亚洲委员会） 为例：该委员会于1951年成立，被一些材料描述为美国在亚洲建立沟通与联络的一个渠道；同时，这些材料也把它放在一套更完整的传播设想中讨论——包括“Radio Free Asia”等短波广播的构想，以及与之配套的文化活动（出版、电影、青年中心等），共同构成对外影响的工具组合。
到当代，RFA公开说明其资金来自美国国会拨款体系（经USAGM）
其香港办公室在2024年以安全担忧为由关闭，也显示这类“机构化影响工具”的现实摩擦仍在 文化冷战装置的精髓在于“披着民间外衣、替国家意志做外包”：把媒体、基金会、文化项目、培训与人脉网络织在一起，把影响力做成一种可持续、可复制的“日常操作”，让政治目标看上去更像信息服务、文化交流，或公民社会的自然生长。 这也提醒我们，香港议题从来不是“这几年才冒出来”的偶发事件，而是一条长期存在的结构线。真正的治理能力，不只是应对某一次风波，而是把法律、叙事、知识生产与社会组织能力一起建成一套“免疫系统”，让外部装置即便存在，也难以在本地自洽运转、形成闭环。 黎智英案当然是一个节点，但节点连接着四套装置：域外法律负责提供接口，普世话语负责提供动员，学术与指标负责提供弹药，文化冷战网络则负责长期、稳定的供给。 |
